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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环境、关系网络与微型企业创业成长

2019-03-05 13:41

  一、研究背景  北京热气球租赁

  微型企业创业被认为是增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特别是2011年6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规定》文件明确提出将微型企业从中小企业中区分出来之后,微型企业创业活动的重要作用日益得到了实践界的普遍认同。然而,与其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专门针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很少,仅有极少数学者在该领域做过初步的探索研究,如黄洁等[1]发现,农民创业者商业网络中的强连带数量、关系信任对农村微型企业初创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会创新性对关系信任和初创企业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赵浩兴和张巧文[2]揭示,农村微型企业创业者人力资本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并可通过创业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创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史达和朱荣[3]指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关系强度越大及网络密度越小的小微企业创业绩效越高,税负感对小微企业创业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前期文献至少存在以下缺陷或不足:第一,侧重于讨论创业者社会资本(关系网络、信任)和人力资本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研究揭示,政府的政策环境影响创业及创业企业成长[4-6]。近年来,中国微型企业创业政策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政策环境的改善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是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第二,有关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问题,往往把关系网络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根据社会网络关系主体的不同,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可区分为个体网络、商业网络和政治网络三种不同类型[7-8],而不同类型关系网络在关系嵌入程度以及资源与信息冗余方面有所不同[9],这意味着不同类型关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可能不同。对此,本文利用重庆230家样本微型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政策环境、关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一方面弥补目前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缺陷,同时也进一步揭示政策环境、关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机制,为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以及微型创业企业更好地组建和运营关系网络并提升成长绩效提供参考。

  二、研究假设

  (一)政策环境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

  近年来尤其是2011年以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有关支持微型企业创业的政策逐步增多,国家层面的代表性政策如《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措施》(国九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大力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兴业的实施意见》(工信部联企业[2012]347号)等,地方层面的代表性政策如《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微型企业的若干意见》(渝府发〔2010〕66号)、《重庆市微型企业创业扶持管理办法(试行)》(渝办发〔2010〕192号)等。一系列支持微型企业创业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微型企业创业政策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良好的政策环境对企业创业成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Yusuf[4]指出,政府的创业政策支持、制定的创业教育培训相关制度与条例等都是促进创业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Klappera等[5]揭示,完善的信贷市场和充分的创业信贷支持有利于促进创业的产生和企业的增长;朱红根等[6]指出,政府的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环境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教育培训、咨询服务等政策支持,培养微型企业创业者的创新意识、商业意识与能力;第二,通过信贷、财税、行政审批、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支持,提供微型企业创业资源,降低微型企业创业成本,进而促进微型企业创业成长。对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政策环境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关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

  组织行为者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根据社会网络关系主体的不同,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可区分为个体网络、商业网络和政治网络三种不同类型[7-8]。其中,个体网络是指那些不依赖于组织而存在的个体关系,包括亲戚、朋友、同事等关系;商业网络指那些依赖于组织关系而存在的关系网络,包括供应商、顾客、同行竞争对手等关系;政治网络特指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金融机构等建立的关系。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创业者(或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对创业成长及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0-14]。Brüderl和Preisendrfer[12]阐述了关系网络改善创业绩效的作用途径,即利用关系网络所带来接触顾客和供应商渠道的机会,为拓宽新企业的资源基础提供了可能性,有助于新创企业低成本获取创业资源。具体而言,由亲戚朋友、同事等构成的个体网络是新创企业获得外部资源的重要管道[13],同时个体网络可以增进情感和信任,为创业者提供极大的情感支持,提升创业绩效[12]。与商业伙伴的联系会帮助新创企业更快建立合法性,进而更快地从外界获取所需创业资源[15]。转型经济时期中国创业者更倾向于与政府部门、工商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等建立网络关系[16],利用政治网络关系获取创业资源,建立合法性,减少因制度不完善及环境动荡所带来的劣势[17],提升新创企业绩效[18]。对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个体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商业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c:政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本文还认为,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可能受到所处政策环境的制约。一般认为,不同政策环境下的创业企业实现交易、获取资源的困难程度不同。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微型创业企业实现交易的困难程度或交易成本相对较低,同时微型企业创业者可以借助于政府的政策支持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和支持,这会降低微型创业企业对政治网络的依赖,放大商业网络和个体网络的作用。转型经济时期关键资源的分配通常受到政府的强烈干预和掌管[19-20],在缺少政策支持的环境中,微型企业创业者更可能依赖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的强联系来获取创业资源,建立合法性,导致政治网络关系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增大、商业网络和个体网络的作用减小。对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政策环境负向调节政治网络与微型企业创业成长关系。

  H3b:政策环境正向调节个体网络、商业网络与微型企业创业成长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于2013年7-8月对重庆9个区县微型企业的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40份,在剔除了企业雇员超过20人以上及数据严重缺失的调查问卷之后,得到有效问卷230份。问卷的基本结构是:批发零售业微型企业占43.6%;企业平均员工人数为4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含中专、技校)、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创业者分别占7.0%、41.0%、38.4%和13.5%;27.4%的创业者表示创办该企业之前参加过与管理相关的培训;25.8%的创业者表示创办该企业之前参加过创业培训;28.7%的创业者表示创办该企业之前有创业经历。

  (二)变量测量

  在变量测量上,本文尽量采用国内外文献中已使用过的成熟量表,再根据本研究目的进行了适当修改,作为搜集实证资料的工具。其中,创业成长、政策环境、关系网络使用李克特5点尺度衡量,取值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

  (1)创业成长(PERF)。借鉴Venkatraman和Ramanujam[21]、张玉利和李乾文[22]的成果,共4个测量题项:①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贵企业的销售额增长较快;②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贵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强;③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贵企业的市场份额较高;④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贵企业员工人数增长较快。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该量表的KMO值为0.700,累计解释方差能力为61.870%,Bartlett球形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观测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 α值为0.790。这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

  (2)政策环境(PO-E)。共9个测量题项:①微型企业创业门槛低、审批手续简单、费用低、服务好;②微型企业创业者比较容易从政府获取技术支持、信息服务、经营指导和创业技能培训;③政府鼓励并实质支持新创微型企业引进新技术;④微型企业创业者比较容易获取税收减免优惠;⑤微型企业创业者比较容易从政府获得贷款担保;⑥政府积极为创业者、新创微型企业构建帮扶体系;⑦政府积极为新创微型企业开拓市场、构建供应体系及合作联盟;⑧政府重视创业园区、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⑨政府重视创新、创业文化与政策宣传。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该量表的KMO值为0.926,累计解释方差能力为63.681%,Bartlett球形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观测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 α值为0.927。这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

  (3)关系网络。考察创业者与网络主体所建立的网络联系数量的多少(即网络规模)。其中:个体网络(PE-N),采用“创业者有较多可以交往的家庭成员和亲戚、有较多可以交往的朋友”来测量;商业网络(BUN),采用“创业者有较多可以交往的供应商和顾客”来测量;政治网络(PO-N),采用“创业者有较多可以交往的金融机构或人员、有较多可以交往的政府部门或官员”来测量。

  (4)控制变量。考虑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几个关键控制变量,如行业属性和企业规模[23],创业者的教育经历、管理经验和创业经验[12]。其中:①产业属性(INDU),本文将批发零售业企业赋值为1,其余行业企业赋值为0;②企业规模(SIZE),以2012年底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来测量;③创业者文化程度(EDUC),将创业者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含中专、技校)、大学及以上的企业分别用数字1~4来表示;④创业者管理培训情况(MA-T),将创业者在创办该企业前参加过管理培训的企业赋值为1,未参加过管理培训的企业赋值为0;⑤创业者创业培训情况(EN-T),将创业者在创办该企业前参加过创业培训的企业赋值为1,未参加过创业培训的企业赋值为0;⑥创业者创业经历(EN-E),将创业者在创办该企业前有创业经历的企业赋值为1,无创业经历的企业赋值为0。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同源误差检验

  由于从单一被试所取得的数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同源误差(common methods bias)问题 ,对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分析同源误差的严重程度,同时对问卷中的所有测量指标做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未旋转时第一个主成分所占载荷量为34.118%,所以同源误差不严重[24],测量结果可靠且有效。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

  表1揭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Pearson相关系数。总体上看,样本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绩效水平较差(均值为2.82),微型企业创业所处政策环境较差(均值为2.90),个体网络规模最大(均值为3.61),其次是商业网络(均值为3.36),政治网络规模最小(均值为2.4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微型企业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较强的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特征;从相关系数来看,政策环境、个体网络、商业网络、政治网络、批发零售业、创业者在创办该企业前的管理培训、创业者在创办该企业前的创业培训、创业者在创办该企业前的创业经历与微型企业创业成长之间显著正相关(p<0.05)。这些相关结果为假设H1、H2a、H2b和H2c提供了初始的证据。   (三)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使用政策环境与关系网络的交互项测量项以检验政策环境在关系网络与微型企业创业成长之间的调节效应,为了确保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对交互项测量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此后,对所有进入模型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显示这些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最高为1.841,由此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

  由表2模型1-4知,政策环境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49, p<0.01;β=0.090, p<0.10),假设H1得到验证;商业网络、政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04, p<0.05;β=0.120, p<0.05;β=0.128, p<0.01;β=0.090, p<0.10),个体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β=-0.009, p>0.10;β=-0.005, p>0.10),假设H2b、假设H2c得到验证。可能的解释是:以情感依赖为基础的个体网络,由于网络成员在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相似之处较多,并且交流较为频繁,所增加的资源和信息可能是冗余的,从而导致创业者个体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正向影响降低甚至产生负向影响。

  由表2模型5知,当政策环境与关系网络的交互项测量项进入模型时,政策环境与政治网络的交互项测量项(PO-N×PO-E)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83,p<0.10);政策环境与个体网络、商业网络的交互项测量项(PE-N×PO-E、BU-N×PO-E)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虽有正向影响但不具有显著性(β=0.034,p>0.10;β=0.061,p>0.10)。这表明良好的政策环境弱化了政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关系。

  为了更进一步验证政策环境在政治网络与微型企业创业成长之间的调节效应,本文以政策环境的中位数为标准,将政策环境大于中位数的企业归类为好政策环境中的企业,将政策环境等于和小于中位数的企业归类为差政策环境的企业。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表3):在差政策环境中,政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09, p<0.10);在好政策环境中,政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有正向影响但不具有显著性(β=0.031, p>0.10)。从回归系数看,差政策环境中的政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正向影响的临界值大于好政策环境中的临界值。这说明良好的政策环境弱化了政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即政策环境在政治网络与微型企业创业成长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假设H3a 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微型企业创业是增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将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区分为个体网络、商业网络和政治网络的前提下,利用重庆230家样本微型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政策环境、关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结果发现:(1)政策环境、商业网络、政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政策环境负向调节政治网络与微型企业创业成长关系,即良好的政策环境弱化了政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作用。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影响因素进行了更系统的分析和实证检验。前期研究侧重于探讨创业者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1-3],本文同时考察了创业者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政策环境多因素的影响,实证了政策环境也是影响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从而弥补了学术界有关政策环境与微型企业创业成长关系实证研究成果几近空白的缺陷。(2)拓展了关系网络与微型企业创业成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前期研究倾向于把关系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本文强调将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区分为个体网络、商业网络和政治网络三种不同类型,并实证了不同类型关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不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关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作用关系。(3)本文的研究揭示,政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在不同政策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表明了关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存在情境依赖性特征。这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并不多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微型企业创业及成长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比如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与其他企业(供应商、顾客)和机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建立广泛的网络关系都是促进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重要机制。对此我们建议:(1)政府部门应尽快出台和完善微型企业创业与发展的各项配套政策,并加强对微型企业政策落实与执行情况的监管,为微型企业创业和成长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2)微型企业创业者应不断提升自身的人际交往技能,努力扩大与其他企业(供应商、销售商)和机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之间的社会网络规模,以获取更多的创业资源和信息;(3)考虑到政策环境在政治网络与微型企业创业成长关系中的负向调节作用以及网络活动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25],微型企业创业者应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其政治网络规模的大小;(4)微型企业创业者也应加强管理知识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探讨了网络规模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没有考虑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关系强度、关系持久度等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仅讨论了关系网络对微型企业创业成长的直接影响,没有考虑关系网络通过某些变量(如创业学习、创业导向、资源获取、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